不是只有艾里或蔡翔祁這種大咖可以「跨性別」做自己

2020是多事之秋，一場新冠肺炎疫情搞得全球天翻地覆，一些國家與地區更是哀鴻遍野。世事無常，生命脆弱，人類原是生命共同體，許多人在2020年對此有更深刻的體悟。因此，在活著的時候，應該拒絕虛偽與做假；好好地活，真誠地活，活出自己最真實的生命，就是對生命最高的禮讚。

12月1日，好萊塢著名演員艾倫佩姬( Ellen Page)公開「出櫃」，向外宣告自己是跨性別的男人，從「她」變成「他」，從今以後誠實做自己，從此改名艾里(Elliot Page)。其實，對許多跨性別者而言，無論是從「他」變成「她」或「她」變為「他」，這「變」字都不是最真實寫照，因為他們只是誠實做回自己，談不上「變」。「變」只是世俗社會的「權宜之說」。他們只是誠實做回自己，拒絕偽裝。艾里是著名演員，在演藝界有非凡成就，是社會名人，這事自然引起全球關注，讓普羅大眾再一次認識跨性別者，正視他們的存在。

無獨有偶，同樣在12月，在地球的另一端，一樣有一跨性別者公開出櫃，不同的是，這人是從「他」跨越為「她」。但因為她不是演藝界中人，知名度沒有艾里高，所以沒有引起廣泛關注。但她一樣成就非凡，甚至被喻為亞洲傳媒的大伽，她就是香港「南華早報」的前總編輯蔡翔祁，目前任職路透社採編流程執行總編。

12月20日，她發出信函告知全體同事「我是跨性別者」。她宣佈自己中文名字不變，英文名則從Reginald Chua改為Gina Chua，並要求大家從此以後叫她Gina。她在信中也說「從今天開始，我將以我所知的 百分之分百的時間來生活和展示我所知道的真實自己」，短短一行字，令人動容，其中有多少心酸，恐怕只有曾經身歷其境的人才可能真正明白。一般人從來沒有經過這種恐懼做自己的糾結與焦慮。很多人恐怕只是焦慮於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做自己，如果連自己想做的「事」做不到都能令人痛苦非常，我們是否又能想像不能做「自己」是多麼折磨人心？我想，如果把自己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痛苦乘以百倍千倍，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體會與接近這些不能做自己的跨性別者的痛苦。

蔡翔祁是新加坡人，早年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數學系，後來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考獲新聞學碩士學位，這兩所都是頂尖名校。她從事媒體30年，曾任《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總編輯。這種學經歷說明她是人才中的人才，她能自信地在一個依然恐同恐跨(transphobia)的社會出櫃做自己，與她非凡成不無關係；但縱使如此，她依然也花了相對長的一段時間才走出來，說明我們的世界依然對性小眾不夠友善，而出櫃做自己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今天我們在談性小眾LGBTI 時往往只是談及同性戀者，總是忽視LGBTI群體中的T與I。T是transgender (跨性別者)，而I則是intersex (間性人)。無論是對跨性別者與間性人，許多人仍然無知與充滿誤解和偏見。如果在全球已超過30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的今日仍然有人恐同反同，許多國家的同性戀者依然不能安全出櫃，出櫃後會面對種種歧視，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脅，那跨性別者與間性人所面對的困難與歧視更大!因為甚至在同性戀群體中也有人歧視跨性別者，認為這些人太「跨張」，在同運上甚至有同性戀者力爭與跨性別者劃分界線，不讓他們參與同運，免得自己沾上他們的「污名」，因為同性戀者必須以「乖乖」與「正常」人形像出現，以此排斥跨性別者。

1969年夏天，發生在紐約被喻為美國，甚至是全球同運導火線的石牆起義事件( Stonewall Uprising)，根述當時許多參與者的口述歷史，首先反抗警方騷擾同志的是我們這些跨性別的姐妹。據說其中一個脫下自己高跟鞋，拋向警方，高喊口號鼓動群眾反抗，最後把警方反鎖在石牆酒吧的是一個叫Sylvia Rivera的跨性別者。我後來知道原來她是我在紐約教會大都會社區教會( 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 New York)的會友。我2001年搬遷至紐約進修社會學博士課程時，在教會與她有一面之緣，但當時還不知道她。可是她與其她跨性別姐妹被當時的同運所排擠，其中原因就是不少同性戀活動人士不想和跨性別者站在一起，以為她們會令同運不光采，忘記了當年是她們為我們這些正經八百的男同站在最前線!我們卻在後來不屑和她們站在一起，這種心態、思想與言論叫人情何以堪？但十分遺憾的是，這在不少社會的同運卻相當普遍，美國早年如此，現在不少國家的依然這樣。

換言之，如果公開談論同性戀，為同性戀者爭權益不容易，那我們就不難想像跨性別者所面對來自多方的歧視與壓力。跨性別者與間性人，根本就是弱勢中的弱勢，而社會對他們的忽視，又再加深他們弱勢中的困難。

無論是美國好萊塢的著名明星艾里或亞洲傳媒界的大伽蔡翔祁，他們能公開出櫃做自己，以自己真實性別身份展現自己與生活，和他們在社會上的非凡成就不無關係，但這社會畢竟是不出名與平凡的人多，那平凡與一般的跨性別者怎麼辦？我們又如何創造一個能讓他們能安全現身與安全生活的社會？ 我們憑甚麼鼓勵別人誠實並強調誠實是美德，如果我們拒絕為他們創造一 個可以安全生活的社會？這其實是一個屬於道德的問題。

跨性別與同性戀一樣，曾被認為是一種精神病。但世界衛生組織(WHO)是遲至2018年才不認為跨性別是一種精神病，而且是2019年才向世界衛生組織的立法機構世界衛生大會( World Health Assembly) 提呈有關議決，然後在2022年1月1日才正式生效。所以這將跨性別去病化的議決是最近的事，因此世界上還有許多社會歧視跨性別者，以為跨性別者怪異，就不是特別難以令人思議的事了。

世界衛生組織的改變令人欣喜，這是跨性別者多年努力鬥爭與爭取的結果，但社會民間對跨性別人士態度的改變不會因為聯 合國或世界衛生組織的議決而在一夜間改變。這就如聯合國的世界衛生大會在1990年接納同性戀不是精神病的世界衛生組織的議決，但世界各大先進國承認同性婚姻或落實婚姻平權還是21世紀以後的事，而台灣則是亞洲第一 ，而縱使在承認同性戀婚姻的國家，反同言論與恐同文化仍未完全消失，還未成為歷史。職是之故，跨性別者的困難可想而知。

跨性別人群中有男跨女與女跨男。美國的艾里是女跨男，新加坡的蔡翔祁則是男跨女。無論是男跨女或女跨男，在現今社會都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男跨女。這不是因為 社會善待女跨男的跨性別者，而是女跨男的跨性別者往往不易被社會察覺，因為在絕大多數社會女穿男裝不是問題，女跨男有時會被人以為是男人婆( tomboy)，但還是被視為女性，除非公開身份出櫃。

但在性別主義意識主導之下的父權社會，男穿女裝還不是一種可以接受的事，特別在男尊女卑的性別主義觀念之下，男穿女裝不只怪異，更是一種「墮落」，這亦是為甚麼縱使不是跨性別，但男生如果陰柔或「娘腔」都可以成為嘲笑戲弄霸淩的對像，更甭提男穿女裝或跨性別了。這也是為甚麼縱使是都是反同，但反同者中認為男同噁心的會比以為女同噁心的多，因為他們會以為男同中有人扮演女性角色，這在男尊女卑的思維之下是噁心的大惡。職是之故，無論是恐同或恐跨，其基調還是性別主義。

在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從事性別與性取向法律與社會政策相關研究的威廉機構 ( The William Institute) 在2016年的 研究報告中指出0.6%的美國人，即約140萬人是跨性別者。只要有一人生命受委屈或被傷 害，我們都不能等閒視之，更何況是140萬人？而且這僅只是在美國，還未包括世界各國的跨性別者。

美國的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的調查也表示，在超過2萬5千跨性別者的調查中，百分之40有自殺傾向，這與全美人口的4.7% 明顯是強烈對比。跨性別社群中失業的是美國一般失業民眾的三倍！這些完全與社會中歧視跨性別者的文化有關。如果美國尚且如此，我們可以想像其它國家的跨性別者的生活境況。為了逃避歧視，為了生計，誰敢出櫃，誰敢誠實做自己？如果你被強迫扮演與你性別不同的性別角色一天或一星期，你會做何感想？那你可以想像跨性別者長期被逼扮演一個自己不能認同的性別角色有多令人難受嗎？難怪跨性別者中有不少人抑郁成疾，甚至因此自殺。

2020年，全球有350名跨性別者被殺害，但這只不過是被報章報導的數據，而其中百分之20是在自己的家中被殺害。這種對跨性別者的仇恨已非一般的歧視。

人有三急，使用公廁是一 般人平日生活再小不過的平常事，但這平常事對跨性別者卻是艱難與提心吊膽的大事。先不說職場歧視，許多公廁非男即女，跨性別者使用公廁，無論去那一個都被人指指點點，甚至驅逐。我們的社會有多少個性別友善的公廁，可以讓跨性別者安心使用不被擾騷？ 至於改變身份証或護照上的性別有多困難與麻煩，世界各國情況有別，但總的來說，總是困難重重。

台灣多重歧視性別暴力中心主任杜英秋在其文章<看見台灣跨性別者之「多重困境」> 指出，根據勵馨基金會在2019年3月期間透過網路民調，跨性別者所經歷的性別暴力類型可分為幾種，「第一是霸凌有96.2%，第二是精神暴力有95.4%，第三是高壓控制有88.1%，第四是威脅恐嚇有81.3%，第五是性暴力有77.5%，之後是其他暴力73.7%(如：趕出家、不給租屋、找不到工作、被出櫃等)、經濟暴力71.4%、跟蹤騷擾68.3%，最少是肢體暴力有22.5%」。杜瑛秋的文章值得一讀，為避免引用過度而有賺稿費之嫌，讀者可以到有關網址閱讀以了解台灣跨性別者的多重困境

我們原是命運共同體，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關懷跨性別者其實也是關心自己，愛護他們也是愛護自己。在這世上，沒有人是局外者，我們的生命與幸福相互關連，因為在命運同共體中，一切人事物互即互入，沒有絕對不關己的事，沒有完全與我們無關的人。愛自己，就必須愛別人； 愛別人，其實就是愛自己。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我們需要彼此，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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